大話固收 作者：洛洛楊
來源：大話固收(ID:trust-321)
“川諾3號”作為“首例信托通道業(yè)務全額賠償”案件，已經(jīng)看到有一些媒體報道了。我查了一下，這個是去年11月份海淀區(qū)人民法院的一份判決，感興趣的可以搜索判決書全文看一下。
這份判決書我個人是看了好幾遍的，但還是覺得有好幾個比較吊詭的地方，值得細品。當然，如有不同意見，歡迎指點。
從媒體報道、四川信托公告來看，對“川諾3號”屬于“通道信托”可能不會有什么爭議。從判決書信息來看，“川諾3號”產(chǎn)品要素如下：
投資顧問：北京圓融通資產(chǎn)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圓融通”）
信托收益來源：自合伙企業(yè)處分分配所得的財產(chǎn)，并注明“合伙企業(yè)分配利潤并不固定，受托人分配信托利益亦不定期”
說白了，這是一款走了信托通道的股權類私募投資基金，2015年股權熱，這種產(chǎn)品發(fā)出來并不奇怪，當然，事后也是白骨累累——股權投資本來就是高風險高收益，踩了雷的往往打碎牙齒活血吞。
那為什么法院能判決四川信托向這位投資者返還本金，以及以10%業(yè)績基準支付利息呢？
產(chǎn)品是你賣的，推介材料上寫的“固定收益，年收益10%，兩年期限，到期還本付息?！?/p>
到期后延期未支付本金
當然，如果僅僅是這樣未免過于簡單。從判決書來看，這位投資者給出了一個“關鍵證據(jù)”：案涉信托合同的簽名是不是自己簽的。（沒說是誰簽的……）
提起訴訟后，法院委托某鑒定機構出具專業(yè)鑒定意見，結(jié)果是合同上的字跡與樣本均不一致。四川信托提出了異議，然而最終法院認可了該鑒定意見。
信托合同是郵寄的
即使合同上的簽名不是投資者的真實簽名，但后來產(chǎn)品延期后該投資者的兒子錄了視頻，并做了登記，應當視為對該投資的追認
產(chǎn)品不是我賣的，這是個通道產(chǎn)品，投資者是圓融通推薦的合格投資者，我就是按照圓融通的指令操作而已
你說合同是郵寄的，你的快遞單呢？沒有？不好意思，不予采信
你說子女錄了視頻代表追認，投資者表示，不予認可，我沒讓兒子代表我
你說我是圓融通的客戶，投資者表示，我從來沒聯(lián)系過圓融通，我就是通過你買的……
上面三點，四川信托都沒有進一步的證據(jù)支持，最終法院表示：不予認可。而相對應的，投資者提交了銀行流水、打款憑證等證明文件。
首先，雖然簽字是假的，但由于投資、分配收益的匯款記錄證據(jù)確鑿，投資者和信托公司之間成立事實上的信托關系；
其次，既然成立信托關系，就要審查信托公司有沒有盡到《信托法》、《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等要求信托公司履行的法定適當性義務。
適當性義務的履行是買者盡責的主要內(nèi)容，也是買者自負的前提和基礎。本案中，川諾3號信托產(chǎn)品屬于高風險等級金融產(chǎn)品，四川信托公司應當對毛某的風險承受能力等進行評估，以確定毛某與川諾3號產(chǎn)品的風險相匹配，確定毛某為合格投資者，同時還應當對川諾3號產(chǎn)品的投資去向進行告知，現(xiàn)四川信托公司未提交充分證據(jù)證明其在向毛某銷售理財產(chǎn)品時向毛某進行風險告知，也未提交充分證據(jù)證明四川信托公司對毛某的風險承受能力、風險認知、風險偏好進行評估、識別，也未提交證據(jù)證明四川信托公司對毛某告知了川諾3號產(chǎn)品的具體投資指向，因此，在四川信托公司未提交其已經(jīng)建立了金融產(chǎn)品的風險評估及相應管理制度、對金融消費者的風險認知、風險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進行了測試、向金融消費者告知產(chǎn)品的收益和主要風險因素等相關其履行上述適當性義務的證據(jù)的情況下，其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四川信托公司應當賠償毛某的損失，向毛某退還本金并賠償利息損失。
我個人認為，這里就是法院和信托公司對此事“認知偏差”最嚴重的地方。信托公司認為，通道業(yè)務，我只收了千四的通道費，客戶也不是我找來的，我就做個形式審查，做個風險提示就行了……
但法定的“適當性義務”遠不如此，可以說，信托公司和投資者建立關系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有必要證明自己盡了“適當性義務”。立法者眼里，金融機構處于強勢地位，而個人投資者的利益更容易被侵犯，法律天生更傾向于保護弱者。
當投資者堅稱信托公司為銷售方，而信托公司舉證不能時，法院一旦將“通道方”定性為“銷售方”，問題就接踵而至。一個“締約過失責任”判下來，還本付息就順理成章了。
川諾3號案例中，從《信托合同》的約定，以及事后圓融通公司出具的《情況說明》來看，四川信托在多個條款中強調(diào)了自己的“通道方角色”，例如約定：
但是吃虧就吃虧在，雖然信托公司認為自己是“通道方”，但目前對金融機構的法定約束角度還是主要從“銷售方”和“管理方”兩個大方向，在“通道方”約定相對模糊，而法院又必須依法裁判，即傾向于首先劃定，你到底是“銷售方”還是“管理方”，再去審查你是否盡了相應的義務。
根據(jù)《情況說明》，川諾3號總共規(guī)模也就6000萬，四川信托收取0.44%/年的信托報酬，項目周期2年，滿打滿算四川信托也就收了52.8萬的通道費用——結(jié)果僅此一例，就要返還333萬本息，可謂代價沉重。
2019年底出臺的《九民紀要》中，在“營業(yè)信托糾紛案件審理”一節(jié)專門提到，“在事務管理信托糾紛案件中，對信托公司開展和參與的多層嵌套、通道業(yè)務、回購承諾等融資活動，要以其實際構成的法律關系確定其效力，并在此基礎上依法確定各方的權利義務?！?/p>
要確定這個“實際構成的法律關系”，僅在投資者和信托公司之間打轉(zhuǎn)空恐怕是不夠的，個人認為，作為實際管理方的投資顧問應當承擔的責任義務也必須納入考量。
但是就像本案一樣，實踐中由于私募基金金融機構屬性尚不能明確，無論是投資者還是法官，往往對私募基金“選擇性忽略”，而著重審查信托公司責任和義務——這是所有信托公司面臨“通道困境”時都必須慎重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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