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兵

來源：資產界

2026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26〕19號，簡稱“《民刑交叉規定》”），2026年9月22日實施。《民刑交叉規定》有很多創新及突破，但也留下了諸多未解的問題。整體上，《民刑交叉規定》最大的進步意義在程序上，而在實體意義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司法解釋制定機關。要解決民刑交叉，發文機關應當是“兩高一部”。民刑交叉說到底是程序銜接問題——法院管審判，檢察院管監督，公安管偵查，光靠最高法一家發文件，約束不了檢察院，更約束不了公安。

2019年“兩高一部”倒是聯合發過《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說明在非法集資這種具體領域，三家能坐到一起。

可這次司法解釋要解決的是民刑交叉的一般規則，發文主體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一家。一家發文，管三家的事，擰巴。

二、何為“基本事實”？民事訴訟法解釋第333條說了，“基本事實”是指“用以確定當事人主體資格、案件性質、民事權利義務等，對判決、裁定結果有實質性影響的事實”。

翻遍刑法和刑訴法，壓根沒有“基本事實”這個詞，只有“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所以本次司法解釋里的“基本事實”，到底指什么，不好界定。

再往細里拆。《民法典》區分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和“生效”。“成立”看當事人、標的、意思表示是否齊備，是事實判斷；“生效”看是否合法有效，是價值判斷。兩者都圍繞民事法律行為展開。刑法上，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看的是犯罪主體、客體、犯罪行為、因果關系。

兩邊一對比，除了主體，交集就一個：行為。同一個行為，民法上產生一個后果，刑法上產生一個后果，這就是所謂的“基本事實相同”。所以，不要去討論什么自然事實、客觀事實、法律事實，就看背后的行為是否相同。

打個比方，高空拋物。人就干了一件事，把東西扔下去。這一扔，民法上叫侵權，得賠錢；刑法上構成高空拋物罪，得判刑。民事案子也好，刑事案子也好，相同的基本事實都是扔東西那一下——扔，這就叫基本事實相同。

三、基本事實認不清，合同效力認定就要炸鍋。《民刑交叉規定》否定了“涉刑即無效”的陳舊觀念，也規定了常見的幾種情形，可基本事實要是認不清，合同效力還是判不了。

比如光大和招行那個經典的同業存款案，案號（2016）最高法民終800號。張磊幫劉孝義騙光大3.5億，偽造光大公章跟招行簽《委托定向投資協議》。招行發現印章不對，張磊又編了份《情況說明》糊弄過去，招行沒核實就放了款。錢被劉孝義揮霍了，3.45億還不上。張磊、劉孝義判了刑，刑事判決說光大銀行是被害單位。光大銀行拿著真實簽章的《同業存款協議》起訴招行還錢，一審說有效，二審最高院說無效，理由是協議是犯罪鏈條的一部分，“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問題來了。刑事被告是張磊、劉孝義，民事當事人是光大和招行，民刑主體不同。按新規第2條，不構成同一事實，合同效力應獨立依民法典判斷。按新規第19條，張磊不構成表見代理，《委托定向投資協議》對光大不生效。但最高院在審理這個案子時，偏偏把張磊、劉孝義的犯罪目的，說成是《同業存款協議》的合同目的。

光大簽協議是為了收利息，招行是為了吸存款，雙方目的都合法。“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得是雙方惡意串通，單方無法構成“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這也是新規第18條的規矩。

最高院硬把第三人的犯罪目的塞進合同里，說合同目的不合法，合同無效。這是把犯罪目的和合同目的攪在一起了。按《民刑交叉規定》的邏輯，主體不同，根本不用討論合同目的和犯罪目的。招行發現印章不符，沒向光大核實，還接了張磊的假說明，這是重大過失。可最高院說本案不是侵權之訴，過錯問題不審。那招行的過錯，到底怎么算？

說到底，最高院自己出的司法解釋，跟自己以前判的案子，打架了；無論是在合同法時代，還是民法典時代，最高院對這個案子的判決結果都是錯誤的，只不過它是最高院而已。這就是基本事實沒有說清楚帶來的問題。

四、公安機關的干預與案件移送程序。民刑交叉最大的痛點，從來不是“先刑后民”，是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1998年那個《經濟糾紛規定》，早就說了民刑并行，可移送機制沒寫清楚。基層法官案子多，壓力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愛往公安推。這是人的問題，不是法律的問題。

新規定了新規矩：法院要審查，審查的標準是“同一事實”。但還有三個問題：

1、公安機關亂發函，沒人管。筆者研究了101個最高法的判例，公安一發函，中院駁回起訴或中止審理的，占60%；高院占68.2%。新規讓法院認真審查，可法院要是不移送給公安，公安那邊怎么通報？公安發函發錯了，誰問責？沒規定。下級法院通常來說是扛不住公安機關亂發函的。

2、移送完了，沒人管。公安立案，久拖不決是常事，理由永遠是“案情復雜”。新規只說“不屬于同一事實就不移送”，可移送之后，公安不立案、不答復，怎么辦？沒出口。按照現有規定，公安收到法院移送的線索，十天之內決定立不立案，不立案要告訴法院。可公安不立案，也不告訴法院，誰來管？

3、“一事不再理”，有例外，但門檻高。新規說，構成同一事實，有些情況還能繼續打民事官司。可這些“有些情況”，都得公安、檢察院出正式書面文件。現實是，公安、檢察院經常什么手續都不出。不出手續，案子就卡住了。

五、案外人權利保護的救濟途徑。案外人，就是沒參與刑事訴訟，但對刑事涉案財物有獨立權利的人。抵押權人、質權人、買受人、共有人、破產債權人，都算。

現有規定各階段都有救濟路徑，但都是紙上的，按階段捋一遍：

1、偵查階段，《刑事訴訟法》第117條、《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適用查封、凍結措施有關規定》第51條、《公安機關涉案財物管理若干規定》第26條，給了申訴、控告、上級申訴、檢察監督、內部追責幾條路。

2、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555條、第567條、第570條、第645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涉案財物管理規定》第32條，給了申訴、控告、檢察監督幾條路。

3、法院審理階段，《刑訴法解釋》第279條、第442條、第446條，案外人可以提權屬異議、參加庭審、走二審救濟、判決生效后要求法院另行處理。

4、執行階段，《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14條、第15條，案外人可以提執行異議，也可以走審判監督。

本次司法解釋，基本是現有規定的重復，沒創造新規則。以我的經驗看，這么規定，保護不了案外人。

問題出在哪？

第一，案外人連個名分都沒有。《刑事訴訟法》第108條寫得清楚，案外人既不是“當事人”，也不是“其他訴訟參與人”。能不能參加庭審，全看法院“認為必要時”通不通知。案外人自己沒有申請權。法律也沒規定，誰通知、什么時候通知、怎么通知。舉證、質證、辯論，這些權利，案外人一樣沒有。實踐中，案外人經常被擋在庭審外面，就憑一張書面異議，對抗刑事追繳，根本對抗不了。更糟的是，財物都被處置了，案外人還不知道。等知道了，救濟時機早過了。

第二，刑事執行階段，案外人沒法提執行異議之訴。《刑事涉財規定》第14條說，案外人實體權屬異議“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處理”。可第225條是執行行為異議程序，管的是程序違不違法，不管實體權利歸誰。2025年法釋〔2025〕10號倒是規定了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可那是民事執行，刑事涉財執行用不了。實務中，法院要么只審查執行行為違不違法，要么拿物權登記當依據，直接駁回。本次司法解釋說，案外人可以向審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權屬異議。可現實是，刑事審判庭只審犯罪，不審財產。這事要徹底解決，得等刑事訴訟法出司法解釋。

第三，“裁定補正”和“審判監督”接不上。補正裁定只管文字瑕疵，再審門檻高。案外人想通過這兩條路救濟，難。

第四，刑事裁判漏判涉案財物，怎么辦？《刑訴法解釋》第446條說了，二審可以發回重審，生效后可以“另行處理”。可“另行處理”什么時候啟動、走什么程序、多長時間，都沒規定。案外人等不到一個確定的說法。

說到底，案外人既不是當事人，也不是其他訴訟參與人。法律對案外人參與庭審的程序和權利，沒規定。法條看上去每個階段都覆蓋了，可程序規則是空的，案外人的權利就是紙上的。這對資產被刑事查封的金融機構、房子被刑事查封的買受人來說，不是紙上的事，是實實在在的麻煩和侵害。

六、損失不確定可以先予執行的范圍限于人身損害賠償。劉貴祥大法官發表于《判解研究》2022年第2輯（總第100輯）的《當前民商事審判中幾個方面的法律適用問題》一文中所設計的“先行賠付”的核心規則并未擴大適用于其他財產犯罪領域。但是，財產犯罪領域的先予執行才更具有社會意義。

總之，民刑交叉新規在程序上往前挪了一步，實體上的路，還長。

本文作者：李文兵，錦天城律師事務所上海總所合伙人，主要執業領域為金融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及公司投融資，擅長信托、基金、爭議解決。

非訴方面，為資管產品提供“募、投、管、退”全流程法律服務，涵蓋房地產信托、不良資產處置及半導體、智能制造、生物醫藥等領域私募股權投資。

爭議解決方面，處理過多起資管計劃、私募基金及信托產品糾紛，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經驗豐富，善于從刑事控告、程序協調、合同效力認定、涉案財物處置等角度尋找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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