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鐳射財經

來源：鐳射財經（ID：leishecaijing）

年初以來，消費金融行業承壓顯著。受監管政策深化和平臺風險事件影響，行業正經歷一場規模縮表、資金收緊、風險嚴控的周期調整。

當信貸機構的風險偏好陡然收縮，貸款投放節奏必然也會改變，對部分長尾客群而言則意味著貸款獲取難度增加。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是，在第三方平臺上對貸款平臺抽貸、停貸不滿的借款人越來越多。

眾所周知，狹義消費信貸的主要產品是短期小額信貸產品，目標客群除了職場人士、學歷人群，還涉及農民、工人、外賣員、快遞員以及學歷相對較低、收入穩定性相對較差的大眾群體。

這類客群身上具有明顯的“三低一高”特征（收入穩定性低、抗風險能力低、金融基礎素養低、信用風險高），往往難以直接從銀行獲取信貸服務，其消費信貸需求主要由持牌消費金融公司、互聯網金融平臺、小貸公司、民營銀行等主體滿足。

從實際需求來看，小額消費信貸的單筆借款金額集中在上千元至數萬元不等，低者可能為數百元，而這些小額借款背后關乎到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應急周轉，比如房屋租金、吃飯花銷、家庭開支等。

如果上述小額信貸需求無法再被有效滿足，那么大眾客群的流動性緩沖就可能失去支撐，為了尋求周轉資金，借款人只能轉向其他借款渠道，甚至是非正規地下融資渠道。此外，部分借款人多方借錢無果后，還可能走向違法犯罪的極端。

至此，合理消費信貸的隱性價值應該被看到。以往，談論消費信貸的價值時主要聚焦其經濟效益，尤其是消費金融服務業態經歷了商業銀行信用卡、持牌消金公司、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等多輪迭代，產品供給愈發豐富，科技支撐愈加強大，數智服務愈發便利，為促消費帶來更大活力和更好保障。

近兩年《政府工作報告》連續把擴大內需放在工作任務的第一條，特別是把“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擺在突出的位置。擴內需促消費離不開消費信貸的助力，在促進消費過程中，消費金融直接面向消費者提供基于消費需求的金融服務，在支持消費層面扮演了更為關鍵、更為直接的角色。

實際上，消費信貸不僅是普惠金融、金融促消費的載體，而且還連接著消費者的日常周轉需求和資金應急場景，在社會治理層面扮演重要角色，在保障社會安全方面也發揮積極作用。

正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奚錫燦所言，金融也是社會保障的一種重要方式，失業等風險通常由政府以強制參保的方式提供保障，跨期調劑則是金融的領域：一個未來有收入的人，當前出現資金缺口，通過借貸把未來的收入轉移到今天使用。

近期，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發布了《消費信貸的社會紅利》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同樣揭示了消費信貸的社會價值。該報告通過解析114萬份刑事判決書與數十萬條行政處罰記錄，深入討論為普通人提供合法流動性緩沖的消費信貸，消費信貸的普及也在悄悄降低社會的犯罪風險。

根據報告分析，侵犯財產類犯罪是影響普通人日常生活最廣泛、最持久的犯罪類型之一。數字普惠金融信貸指數每提高一個標準差，居民財物被偷的概率下降約0.86個百分點；合理的消費信貸能夠發揮類似“社會安全網”的作用，在家庭和個體突發經濟沖擊轉化為犯罪行為之前發揮緩沖作用。

上述研究論斷并非沒有根據。從侵犯財產類犯罪的群體畫像來看，報告數據顯示，盜竊被告人中約八成為無業者或農民，85%以上為初中及以下學歷，首次犯罪年齡峰值僅19歲，盜竊案人均涉案金額的中位數不過3500元。

就盜竊犯罪的群體畫像而言，與小額消費信貸的客群特征存在一定相似性。當消費信貸服務有效覆蓋這類群體，解決其生活周轉之需，或能降低犯罪動機，進而推動社會犯罪治理。

此外，伴隨數字普惠金融的廣泛覆蓋，信貸的社會穩定價值更加凸顯。報告提及，在數字普惠信貸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居民對所在地治安環境的評價也普遍更好，農村地區和人口高流動地區的效果尤其明顯。

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院長傅蔚岡看來，消費信貸是被低估的社會穩定器，在新的宏觀環境下，需要重新審視金融工具的社會功能。他認為，消費信貸遠不止是一種金融工具，而是一種具有顯著外部性的社會治理工具。發展一個健康、普惠、負責任的消費信貸體系，將消費信貸全面納入持牌機構框架，完善征信體系，實施精準風控，這不僅是經濟任務，更是重要的社會建設。

在金融價值的基礎上，消費信貸的社會紅利正在悄然釋放。作為“社會安全網”的組成部分，合理消費信貸的社會治理意義不應忽視，更該重視。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題圖來自 Pexels，基于 CC0 協議

本文由“鐳射財經”投稿資產界，并經資產界編輯發布。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謝謝！

原標題： 消費信貸的價值延伸：從促進消費到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