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誠同達 作者：吳華彥 吳迪
來源：金誠同達
01.
引言
在本系列文章的《上篇》與《中篇》中，我們已經系統探討了破產程序中關于“無法清算”狀態的判斷標準，以及認定相關人員賠償責任的理論框架。理論的生命力在于指導實踐，而復雜的司法個案則是最好的試金石。本文將以筆者親歷的一起典型破產衍生訴訟為例——南之泉公司訴其股東張某某、奉惠公司損害債務人利益賠償糾紛案。該案一審裁判完全支持管理人訴請，筆者團隊接手后二審改判駁回全部訴請。通過這一轉折過程，可以看到目前司法實踐中對此類案件責任認定的分歧與演進，也希望能為類案處理提供一些實務參考。
02.
案情回溯：公司歷史沿革與涉案過程
（一）公司設立與實際控制關系（2002-2006年）
2002年11月，南之泉公司登記設立，注冊資本8,000萬元。股權結構為：法定代表人何某持股37.5%，張某某持股36.25%，奉惠公司持股26.25%。
2004年1月，南之泉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出具《法人授權委托書》，授權其子馬某“代行法定代表人權力，代表簽署公司對外擔保、融資等經濟合同和法律文件”。2006年3月，馬某依據該授權代表公司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
（二）公司陷入困境與財產狀況（2007-2009年）
2007年8月，因南之泉公司無財產可供執行，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07）滬一中執字第46號執行裁定，終結本次執行程序。2008年12月，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發布公告，明確南之泉公司作為保證人已處于“關停”狀態。2009年2月，南之泉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
（三）破產程序與管理人履職困境（2020年）
2020年5月，上海鐵路運輸法院裁定受理南之泉公司破產清算案并指定管理人。管理人進場后，未能接管到任何賬冊、印章或財產。2020年8月，法院裁定確認本案債權總額為24,995,526.89元。
（四）兩輪訴訟與兩級判決（2022-2024年）
2022年7月，管理人首次起訴南之泉公司全體股東（何某、張某某、奉惠公司），要求承擔賠償責任。后撤回對張某某、奉惠公司的起訴，法院于2023年1月判決何某承擔2,500萬元賠償責任。
2023年7月，管理人再次起訴張某某、奉惠公司。2024年1月，一審法院（上海鐵路運輸法院）完全采納管理人觀點，判決兩股東賠償全部損失2,500萬元，一審裁判邏輯體現為典型的“結果推定”思路：
1.主體適格：公司被吊銷后，股東負有清算義務，其未自行清算亦未申請破產，構成未盡法定義務；
2.損害后果：破產程序中管理人未接管到財產，經法院確認的2,500萬元債權無法獲得清償，損害客觀存在；
3.因果關系：股東怠于履行義務，導致管理人未能接管賬冊、無法查清財產狀況，據此推定該行為與債權人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對于被告提出的“公司早已無財產”的抗辯，一審法院認為“終結本次執行程序”不等于“徹底無財產”，不足以推翻推定。
2024年1月，兩被告提起上訴。2024年7月，二審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管理人全部訴訟請求。二審裁判邏輯對一審進行了全面重構，核心理由包括：兩被告非實際經營者，不負保管賬冊義務；管理人未能證明“未成立清算組”的行為與賬冊丟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03.
二審裁判說理：一份厘清責任邊界的判決
本案二審判決的說理部分，是理解本案乃至同類案件裁判規則的關鍵。通過對判決主文的深入剖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二審法院在本案的各個核心爭議點上對一審邏輯的系統性糾偏，其觀點與本文前兩篇的理論框架高度契合。
（一）主體要件：從嚴認定，回歸法定范疇
二審判決首先對責任主體范圍作出限縮解釋，明確指出：“在適用《批復》第三款的規定判定債務人相關人員承擔責任時，應當依照《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確定‘相關人員’的主體，亦即所謂‘相關人員’系指債務人的法定代表人、財務管理人員和其他經營管理人員。”這一裁判要旨徹底否定了完全將“股東”身份等同于“法定責任主體范疇”的泛化傾向。
在此基礎上，法院結合在案證據進行實質性審查。根據《法人授權委托書》及《最高額保證合同》等證據，可以確定南之泉公司的實際經營者為法定代表人何某及其子馬某，而對于上訴人張某某、奉惠公司，不僅無證據證明其參與公司決策及事務執行，反而有證據指向公司由他人實際控制。據此，法院認定兩上訴人“并非公司實際經營者或管理人員，對南之泉公司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等不負有保管義務”。這一認定精準貫徹了“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將責任錨定在對公司經營、財務具有實際控制力的主體上，體現了對股東有限責任的堅守。
（二）行為與過錯：不簡單推定，要求行為關聯
在行為與過錯的認定上，二審法院并未因“無法清算”的結果而直接適用過錯推定。管理人在二審中明確，其所主張的侵權行為是“未在法定期限內成立清算組”。對此，法院并未止步于確認該不作為行為，而是進一步追問“該不作為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這一態度表明，即使存在“未履行義務”的行為，若該行為與后續的財產、賬冊滅失之間缺乏直接關聯，也不能徑行認定行為人需對全部損失承擔責任。上述思路體現了對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嚴格遵循，而非機械地將程序性義務的違反等同于實體賠償責任的成立。
（三）損害后果：從結果推定到實質判斷
一審法院將經裁定確認的債權總額直接認定為“損害后果”，但二審法院并未在此問題上過多剖析。更深層地看，二審判決通過切斷因果鏈條，從根本上否定了賠償責任，這本身即隱含著對“損害”的實質判斷?！盁o法清算”本身是一種狀態，未必直接等同于債權人的實際損失。若債務人在破產多年前已無財產，則“無法清算”并未造成額外的、新的財產損失。二審判決的路徑選擇，實際上回避了將程序上的“無法清算”狀態與實體上的“負債總額”簡單劃等號，轉而將論證重點放在更為根本的因果關系問題上。
（四）因果關系：本案最核心的裁判突破
二審判決最具突破性的貢獻，在于其對因果關系的精細化認定。法院明確指出：“南之泉公司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該行為（未成立清算組）與南之泉公司財產、賬冊、重要文件丟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一論斷直接擊穿了一審“無法清算即推定全部損失”的簡單邏輯，二審法院的因果關系論證呈現出明顯的層次性：
識別根本原因：法院采納股東提供的證據，證明公司早在2007年即因無財產可供執行而被裁定終結本次執行程序，2008年已被公告為“關?！睜顟B。這些證據有力地證明，公司債權無法獲得清償的根本原因是早已發生的經營失敗和財產枯竭，而非股東在多年后的清算不作為。
切斷因果鏈條：股東的“不作為”（未及時成立清算組）發生于公司被吊銷之后，而此時公司早已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相關的不作為行為并未切斷管理人追查本就不存在的財產的可能性，也未創造新的、額外的損失。因此，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鏈條無法成立。
綜上，二審判決通過對主體、行為、損害及因果關系的層層遞進式審查，構建了一套嚴謹的裁判邏輯。其昭示的核心原則在于：不能將企業經營失敗、喪失清償能力的固有商業風險，通過“無法清算”這一程序性狀態，不當轉嫁給并未實施具體加害行為的股東。
04.
代理思路與辦案成果：勝訴經驗總結
筆者團隊作為本案被告方（奉惠公司）代理律師，二審的全面勝利源于對法律邏輯的堅持和精準的抗辯策略。雖然對管理人而言，這是一次從“全勝”到“全敗”的轉折，但從推動法律正確適用、明晰裁判規則的角度看，本案具有積極的示范意義。復盤本案，核心代理思路與取得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堅守“主體資格”第一道防線
從代理之初，我們即堅持不能將《公司法》中關于清算義務人的規定簡單移植到破產程序中作為追究賠償責任的直接依據，《企業破產法》及其司法解釋對配合清算義務主體有明確且嚴格的限定。通過舉證證明當事人從未參與公司經營，我們成功將其從“當然的”責任主體中剝離出來，為后續抗辯奠定基礎。
（二）擊破“因果關系”的推定鏈條
本案勝訴的關鍵在于對因果關系的有效抗辯。我們并未止步于論證當事人沒有保管賬冊的義務，而是主動出擊，向法庭提交2007年的終本裁定、2008年的資產公司公告等證據，用以證明核心事實，即南之泉公司的債權無法受償，根源在于其早在十多年前即已陷入經營困境、財產枯竭，而非因當事人的任何行為。這一舉證成功地將法官的注意力從“無法清算”的結果轉移至探究“無法清償”的根本原因。
（三）推動司法裁判的精細化
本案一審判決代表了實踐中較為粗放的裁判思維，二審改判則體現了上海三中院作為破產上訴案件審理法院，對此類復雜問題進行的精細化、穿透式審查。我們代理此案取得的最終成果，不僅是取得本案最終的勝訴結果，更是希望通過個案推動裁判規則的明晰，即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必須嚴格回歸侵權責任構成要件，尤其要審慎審查因果關系，防止將企業經營失敗的風險不當轉嫁給無辜股東。
05.
對破產管理人與債務人相關人員的實操建議
（一）對破產管理人的建議：從“大膽推定”轉向“精細求證”
1.訴前精準識別被告，避免“撒網式”追責
調查前置：起訴前，應窮盡手段調查公司實際經營狀況及人員分工，包括查詢工商內檔、社保繳納記錄、既往訴訟文書、銀行流水，并向已知債權人、前員工了解情況，以鎖定真正掌握公司核心資料、負責實際經營的“關鍵人員”；
區分角色：避免隨意地將小股東、掛名監事、已離職多年且已完成交接的前任高管等人員當然列為被告，不當加重案件審理負擔。對每一名被告，均應明確其具體身份、負有的具體義務內容、實施的具體侵權行為，做到“訴之有據”。
2.強化證據鏈，構建完整的因果關系論證
初步證明“曾有財產”：管理人不能僅停留在“因無賬冊而無法清算”的陳述層面，應努力尋找線索，證明債務人公司在具備償付能力時可能存在被隱匿、轉移的財產，例如調取破產受理前數年的企業財報、納稅申報表、過往審計報告、銀行大額流水等，形成債務人曾有可供清償財產的初步證據；
固化“不作為”證據：對債務人相關人員“未配合”的行為應全程留痕，包括催交通知書及送達回證、詢問筆錄、法院協執通知等，證明其經催告后仍拒不履行義務的客觀事實。
論證“因果鏈”：將上述兩點結合，論證正是由于債務人相關人員拒不提供賬冊，導致管理人無法追查債務人企業名下某筆大額應收賬款，或無法核實某筆可疑的對外轉款，從而直接造成該部分財產無法歸集、債權人利益受損的后果。
3.審慎評估訴訟風險，合理選擇索賠基數
區分損失類型：不應動輒以全部債權額為索賠基數，而應根據案情區分企業經營失敗導致固有損失與相關人員不配合行為導致擴大損失或特定財產流失；
嘗試量化損失：在證據允許的情況下，嘗試對損失進行量化，例如請求賠償因無法追查而流失的特定資產價值、為調查隱匿財產而額外支出的審計費、公告費等，以減少案件的必要訴訟成本。
（二）對債務人相關人員的建議：積極抗辯，重構事實
債務人相關人員作為本類案件中的被告方，面對此類訴訟，消極等待或僅作口頭否認往往難以奏效，唯有主動出擊、系統抗辯，方能打破“無法清算即應擔責”的推定邏輯。
1.主動舉證，切斷因果鏈條
被告方不能止步于抗辯“無保管義務”，而應主動向法庭提供證明企業早已資不抵債、經營停滯、財產枯竭的客觀證據，如早期的終結本次執行程序裁定、資產公司公告、稅務零申報記錄等。此類證據旨在證明：債權無法受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業自身的經營失敗，而非被告的后續不作為。
2.運用法理，逐層解構要件
被告方應善于運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對相應起訴進行系統性拆解：
主體資格層面：嚴格限縮《企業破產法》第15條規定的“相關人員”范圍，強調被告未參與實際經營、不負保管賬冊義務；
行為與過錯層面：指出不當行為并不當然等同于侵權行為，更不必然具有侵害債權人利益的主觀故意或過失；
損害與因果關系層面：強調管理人未完成證明不作為行為與具體財產流失之間存在直接關聯的舉證責任，不應將債務人企業經營失敗的固有風險通過“無法清算”狀態轉嫁給企業中的具體人員。
3.強化證據，還原事實全貌
全面梳理并提交對自身有利的證據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任職文件、股權代持協議、離職證明、郵件往來記錄、證人證言等，通過積極協助法院厘清真實案情，引導法官將審查重點從“結果推定”轉向“行為與因果關系的實質判斷”。
結語
南之泉公司案的一波三折，反映了本類破產衍生訴訟從混沌走向清晰的演進過程，破產程序中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不能簡單以“無法清算”為由“一推了之”。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法理框架下，結合《企業破產法》及其司法解釋的特殊規則，構建一套環環相扣、邏輯嚴密、證據扎實的論證體系，才是管理人贏得訴訟、幫助債權人實現公平清償的必由之路。對律師而言，唯有深耕法理、穿透事實、精細求證，方能在復雜的利益博弈中準確把握裁判脈搏，有效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推動破產法律制度在實踐中的良性運行。
作者簡介
Authors
吳華彥
高級合伙人
上海辦公室
業務領域:民商事訴訟、特殊資產房地產與建筑工程
吳 迪
上海辦公室
業務領域:民商事訴訟、特殊資產房地產與建筑工程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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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金誠同達”投稿資產界，并經資產界編輯發布。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謝謝！
